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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文化

冬至,當我捧起墳前這捧土

印象貴州 2022-6-5 21:43 10001 0

摘要:  從1979年9月,我16歲高中畢業參加工作以來,這40年中,不管身處何方,不管工作多忙,必定會在冬至日到來之前趕回,給我那記憶中早已模糊的父親上墳。

      印象貴州網訊 (俞敏)不知不覺間,又到了一年的冬至。


      冬至,在我們南方除了節氣的變換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在冬至前后,極大多數人都會帶著一家老小,給自己已經逝去的親人上個墳,以示緬懷,匯報一下一年來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也順帶著請故人保佑自己的子女平安、健康,因此有“冬至大如年”的說法。
      而冬至于我,則更有另一番不同。從1979年9月,我16歲高中畢業參加工作以來,這40年中,不管身處何方,不管工作多忙,必定會在冬至日到來之前趕回,給我那記憶中早已模糊的父親上墳。
      雖然父親去世得早,未及對我耳提面命,但在我能夠搜集到的丁點兒有關父親的話題中,在我瑣碎的記憶中,他仍然高大偉岸,他仍是我心中的一座山。


      父親生于1928年,上面還有四個姐姐,他是家里的老幺,聽說他的祖父是前清的進士,到他出生時,雖已家道中落,但還頗有些氣勢。父親很早就入了私塾,應該算是冰雪聰明之類的吧,加上又是三代單傳的獨子,因此在家中很受寵愛。但未及弱冠,他父親便撒手西歸,失去頂梁柱的家便也七零八落作鳥獸散了。早已出嫁的四個姐姐看看家里實在沒有油水了,更是難得回家,只留下孤兒寡母靠賣祖上傳下來的田地和母親的首飾艱難度日,土改時除了一座在當地很大的房子以外,幾乎家徒四壁,因此被評了個“小土地出租”的成份,家里的房子只留下西廂房,其他的都被貧雇農分了。
      1949年5月,我們老家解放后動員有文化的青年參加土改工作隊,上過私塾、高小畢業、有了點共產主義新思想的父親便不顧他母親的百般阻攔毅然報名,經鄉里領導同意后就收拾了一點簡單的行裝跟隨縣里的土改工作隊走了。

(青山新涼亭,54年后還是老樣子。右邊有個側門直通木器社廠房)

      最后他落腳的地方是一個名叫“青山”的山鄉,離老家約有百把里路。在我成年后,曾問過母親,父親他為什么肯留在這么一個山溝溝里?記得母親是這樣告訴我的:父親隨土改工作隊進山后,發現這是當年“鬧紅”的地方,后來又是“金蕭支隊”的根據地,因大山阻隔,山里人幾乎都沒上過學,父親便有了教書育人的想法。在土改工作完成后,主動放棄了去縣里工作的機會,幾次三番找隊長說好話,要求留在這山里,教山里的孩子們念書識字,隊長經不住磨也就只能逐級上報,經層層審批后同意了。
     不曾想這一留竟再也沒有回到老家去。


     于是,父親就在這大山里的一個又一個小山村中顛沛了整整二十年,最多時有5個山村的1~6年級都由他一個人負責。為了體驗父親工作的辛勞,1987年冬至日前的一個星期天,我特意騎著自行車去走過一次,一圈下來竟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我真的很驚訝,當年父親是怎樣長年累月地穿梭于這山與那山之間的?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在支撐著他?這個問題我一直都沒搞明白。
      據我所知,父親一直都沒寫入黨申請書,而且一直以一個“民辦教師”的身份奔波在一片不是自己故土的陌生地,如果說是什么偉大的力量未免太過牽強,如果只是“不想讓那里的孩子永遠沒有文化”這么個小小的愿望,我又開始懷疑信念的魔力。這個問題一直困擾了我許多年,直至我年逾不惑,我才悟到何必問這么多為什么呢?既然父親這樣決定了,這樣做了,這樣過了他短暫的一生,便已經足夠了,所有的理解、猜想對于二十年的生命來說都將是蒼白的。

  (圖中的三層樓房原來是單層平房,是青山木器社所在地。我和姐姐就出生在此)

      在我僅存的兒時記憶里,在當地我們一家是外地人,單是從我們的“家”便可看出端倪來。所謂的“家”,只不過是當地一個三岔路口,人稱“新涼亭”邊的幾間小平房中的半間,這些小平房是木器社的,當時母親在這家木器社做會計。母親是紹興人,因為我做教師的四姨嫁給了我的舅舅,我舅舅又把他的妹妹介紹給我的父親,母親便從水鄉來到了這個山溝溝里。作為對父親的敬重,加上母親又是文化人,所以當地人把木器社會計這個在當地算作好行當的工作給了母親,從此,父親便算是擁有了一個真正的家。
      此前,父親一直都是以學校里的教室為家的,他的行囊里永遠都放著一條薄薄的被子和一條毛毯。姐姐和我便出生在這個名叫“新涼亭”的木器社里,因為離旁邊的最近的村子也有三里路,所有小時候除了白天看看木器社的叔叔們做各種各樣的木制農具以外,一到晚上就只能聽著田野里的蛙聲和窗外的蟲叫聲了。
      父親是得肺病死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概在我三、四歲時,父親每周六只要一回家便躺在床上,晚上咳聲不停。那時條件太差,又沒有什么營養品,只是母親會在他回家時在他的床頭放一只鐵皮的餅干筒,里面總是放著一包冰糖,我當時最大的幸福就是父親回家時倚在他的床頭聽他給我講故事,這時父親便會從餅干筒里摸出幾粒冰糖偷偷地塞給我,現在我的牙齒不好,姐姐總是說我小時候偷吃父親的冰糖的緣故。

(父親埋骨近50年的小山包)

      記得我5歲那年的冬天,大概也是冬至前的幾天吧,我們已經早早地睡了,突然門被重重地拍響,母親披衣出去開了門,看見父親被四五個山里漢子用門板抬了回來,他們告訴母親,父親是下午在“楊煥村”上課時突然吐血倒下的,村里的一個“草頭郎中”看了后說不行了,趕快抬回家去準備后事。
      于是他們便一路摸黑把父親送了回來。此時母親和姐姐早已哭得山響,看父親還沒有咽氣,母親問他想吃什么,父親艱難地說:“我想吃根香蕉。”那時的山里哪見得到香蕉啊。情急之下,母親一把拉起邊上正在哭著的姐姐,叫她趕快到離家10里外的“十瀆廟”公社去打電話給縣城里的我表嫂,就說我爸爸快不行了,想吃香蕉,讓無論如何想想辦法。家里亂哄哄的,不知不覺我又睡著了,天蒙蒙亮的時候,母親過來推醒我,給我穿好衣服,說:“去,跟爸爸說說話。”我便怯怯地跟在母親后面去見父親,斜靠在床頭的父親見我過去了,便伸手摸了摸我的頭,對母親說:“辛苦你了。”又輕輕低下頭對我說:“你要聽話,長大了要孝順你媽媽。”


      其實,待我長大回想起來,能夠唯一記住的,也只有父親的這兩句話了,其它的一些事情大都是以后從母親和姐姐零零星星的敘說中慢慢串起來的。也就在這個早晨,父親喝了兩口、僅僅只有兩口母親給他熬的米湯就走了,拋下了他最割舍不下的母親、姐姐和我,拋下了他為之獻出生命的一個個小山村、一間間教室,拋下了那些或大或小的學生們。
      在我長大以后,母親告訴我,父親的肺病是長期在油燈下、松樟下備課、改作業熬成的,其實那時候肺病早已不是不治之癥,只要一支小小的鏈霉素!可在青山這么個窮鄉僻壤,在小山村里哪找得到鏈霉素啊,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的病越拖越重。


      父親出殯是我兒時記憶中最難忘的一幕。
      父親死后,木器社的叔叔伯伯們連夜開工,趕制了一具在當時算作比較豪華的白木棺村,在第二天將父親入殮。下葬那天一早,天上就飄起了雪花,后來越下越大,也幾乎是突然間,新涼亭和小小的木器社里面一下子擠滿了人,有大人,更多的是從各個山村從五里、十里、十多里外涌來的小學生,他們一律戴著紅領巾,扛著紅旗,好像是去參加一個盛大的儀式。送葬時,從木器社到側面山上的小路上頓時被映成了一片紅色,在雪花的襯托下,紅的很刺眼。以至很久以后我還能清晰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如今想來,父親也算是值了,雖然他只活了四十一年。
      長大后,每年的清明與冬至前我必定到父親的墳上去走一遭,有時陪著姐姐一起去,有時帶著老婆孩子去,但極大多數時候是一個人去的。雖說逝者如斯夫,悲傷早就泯滅在流淌的歲月里,但每年去看看長眠地下的父親,只能是輕輕地告訴他一些世間的變化,告訴他我們都活得很堅強,很努力。
      就著墳前那柱淡淡的清香,掬一把墳前的新土,然后告訴父親:我們會走得更遠、更好。

(新涼亭門口的大路)  




                                                        
 2004年冬至  編審:融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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